《满洲评论》与小山贞知
2011-03-20
祝力新(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一
保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外务省纪录记载，小山贞知在大正11年(1922)4月和6月先后以公函的形式上书外务大臣内田康成，就山东领地和矿山问题抒发己见；同年8月，更有官方正式电报文书回复小山，该文件中称他为“小山公使”①参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务省纪录5门2类6项和A门3类5项。
1917年开始，他效力在北京的坂西公馆②【青木公馆的延伸。表面上是日本驻华外交使馆之一，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培养高层间谍人员的机构，也是在华日本政界人士的社交活动平台】。坂西利八郎③【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陆军中将，继青木宣纯以后日本对华谍报第二代巨头。他始终在幕后操纵了北洋政府时期几代政府的更迭。日本陆军中的许多“中国通”如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均出自其门下】书信集中同年10月21日致曹汝霖④【曹汝霖(1877-1966)，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掌管交通事务。早年曾留学日本。是袁世凯指派的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段祺瑞内阁任交通总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的明信片提及：“小生近日诸事缠身不能亲往，遣小山贞知代表我等前去。”[1]小山贞知在坂西公馆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
迄今为止，小山贞知的身份始终是一个谜团，这也导致了对小山周边的研究停滞不前。日本学界一直以来的共识是：对小山贞知文人身份的认定和对其政治身份的忽略。因而，对小山贞知其人其事及其作品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对这一课题的价值更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证。上文中的证据可充分表明，小山贞知为以外务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服务的半公开间谍身份昭然若揭。这必然导致了小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知识分子进行的所有创作和文化活动都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战争色彩。小山贞知的政治身份不应该被继续回避，而是应该在得到充分正视的同时，与他的作品及其大满洲国“治国理念”和战争观相联系，为小山贞知在大满洲国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全方位的、立体的诠释和定义。
二
关于小山贞知的生平，叙述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资料几乎没有，这可能与他较为特殊的政治身份有关。他一生中几个重要的时期，大体上可以通过一些间接资料来进行推断。
小山贞知，明治21年(1888)11月1日，日本长野县更级郡上山田村出生。明治39年(1906)长野县上田中学毕业。明治43年(1910)来满，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的大连码头工作。大正4年(1915)至大正6年(1917)两年期间，小山在驻山东济南武官贵志大佐属下任职；其后赴北京在坂西公馆系统地接受了关于中国方面知识的培训，并在此期间逐步得到坂西利八郎的信任，成为其得力助手。坂西的主要助手是土肥原贤二①【土肥原贤二(1883-1948)，日本陆军大将，(1915年至1928年任坂西的副官)，是继坂西利八郎之后日本的第三代对华谍报巨头。建立大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并第一个处以绞刑】，小山则是坂西的首席文职助手，坂西公馆内部有“文数小山，武有土肥原”之说。在此期间，小山贞知除了与土肥原过从甚密之外，还接触了后来阴谋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等人②【板垣征四郎(1885-1948)，日本陆军大将。1931年与石原莞尔共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二战结束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处以绞刑。石原莞尔(1889-1949)，日本陆军中将。日军东亚战略的规划者、理论家，军国主义鼓吹者。参与阴谋制造“九·一八”事变】。也是在这一时期，小山还结识了当时旅居北京的日本知名文人橘朴，即此后《满评》的主编。小山贞知与橘朴，是主宰《满评》的两大核心人物。橘朴总揽编辑事宜，主导该刊的舆论导向；小山贞知则为该刊提供政治保护和资金援助，后成为“满洲评论社”社长，是《满评》得以维系与大满洲国同步14年的关键线索人物[2]。
开篇提及的小山进呈日本外务大臣的报告书信得到赏识，大正13年(1924)小山调赴山东青岛，在日本官方经营的煤炭企业鲁大公司任职。昭和3年(1928)5月他作为满铁特派员回大连任职。大连是小山来满的落脚点，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山，在中国谋取的第一份职业是在大连码头做普通事务员，而经过多年的政治历练之后，重返大连的小山已经在当时的政界和文化界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人脉资源。同年12月，小山加入了“满洲青年联盟”，并在3年后成为该组织的理事。昭和6年(1931)“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小山抱着创办该“联盟”机关杂志的初衷，在关东军部和关东州厅等处奔走游说，并说服橘朴主持编辑事宜，最终创立了大满洲国时期历时最长、发行体系最为完整的时事评论周刊《满洲评论》[3]。
昭和7年(1932)，“满洲青年联盟”随着大满洲国的成立而自然解体。为维护大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勾结在满日本文人的民间力量，创办了殖民统治机构“协和会”③【全称“满洲帝国协和会”，当时溥仪任名誉总裁，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名誉顾问。据点遍布大满洲国各地，是傀儡政权实施统治的网络式工具】。小山贞知积极参与了该会的创办工作，后成为该会理事。昭和17年(1942)，小山赴北京“华北新民会”④【以“协和会”为蓝本，日本殖民当局在中国华北沦陷区设立的汉奸组织，1938年在北平(今北京)创设会刊《新民报》，对中国华北地区实施文化上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作为顾问向华北沦陷区推广“协和会”的创设“经验”[4]。日本战败后小山本欲随侨民遣返，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身份被国民党政府高度监控，于1946年7月遭逮捕，直到中共国成立后才被作为A级战犯移送回东京巢鸭拘留所。1953年假释出狱，后靠文笔业聊度残生，1968年1月病逝[5]。
小山贞知在大满洲国时期的日本文人圈里是一个异类：他的学历不高，所以被周遭的日本知识分子所排斥；却又因为拥有特殊的背景和身份，他同时成为了这些日本在满文人的政治保护伞，甚至给在大满洲国活动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们提供了稳固的重要活动舞台——《满洲评论》。他不仅与关东军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华北日军中的少壮派来往密切。而且早在坂西公馆时期，他就一直从事拉拢北洋军阀、策动中国军阀内部混战的间谍活动；卢沟桥事变时他也大力拉拢并制造汉奸；从“满洲青年联盟”到“协和会”再到“新民会”，他都是幕后的重要策划人。他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长久以来都被定义为是在政治和文化等领域侵略中国的阴谋活动。
与同时期的其他日本知识分子不同，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法西斯主义反动立场上；他以《满评》为主要根据地，发表了大量鼓吹战争、赞颂军国主义的文章；但他从事的创办报刊等文化活动，却在实际上以《满评》为平台，收容从日本国内逃亡来的“赤色分子”，使得一些有良知的反战日本文人可以在该刊上宣传尚在萌芽的共产主义理论，并为这些日本左翼文人在满洲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式的农村公社实践提供了条件。因此，不应传统地、片面地判断小山贞知政治立场与理论构成中的反动性质，而是应该更全面地看到他所从事的文化事业带来的一系列“《满洲评论》效应”。
作为文人的小山贞知，执笔勤奋，以《满评》为中心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些论文散见于《满蒙》、《艺文》、《协和运动》等杂志上。此外他也为满评社从事编辑工作，该社出版的单行本半数都经小山之手整理和编辑。他编作《奉天事件之检讨》(1931)、《建国批判集》(1932)、《回顾满洲之建国》(1936)、《何谓协和会》(1937)、《第三战争论》(1938)等，著有《第三组织论》(1939)、《第三文化论》(1940)。返回日本并从监狱刑满释放后的小山，笔耕不辍，并始终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敏感保持对世界格局的关注，著有分析冷战格局的《原子时代与越南战争》(1968)一书。小山贞知的作品，经其长子小山升之手得到了大体上的整理①【小山升(1917-)，日本知名法学家。东京出生，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但仍有无法估计的遗漏和散佚。此外，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小山贞知作品内容的挖掘也还远远不够。下文将根据小山的自述将他的生平进行时期划分，并进一步分析其作品的内容，梳理他的战争观。
三
小山贞知在自己晚年的著述《原子时代与越南战争》一书开篇中回忆了自己的生平。
明治21年，我出生在信州的乡下，是一个中农家庭的次子。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明治宪法颁布了，日本走上了举国向海外发展的富国强兵之路。我的小学时代正值日清战争，而我的中学时代则爆发了日俄战争。现在回顾往事，不能不说我的青少年时代都被刻意地、人为地打上了“忠君爱国”的烙印。在国土狭窄的这个岛国，农村的次子、三子不能参与分割家产，而只能外出打工谋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长大后一定要“走出去”的想法就深深地植了根。1910年，当我在中国听到了“日韩合邦”的消息传来②【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条约规定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1965年《日韩基本条约》签订后该条约失效】，心中万分高兴。我重返故土日本，已是在战争结束后的1949年了。我人生中的约四十年，特别是工作的旺盛时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因此，我与中国所结下的不解之缘，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6]5。
小山作为没有继承权的次子，在日本长野信州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笃信支那大陆是一个遍地黄金、充满机遇的乐园。他为“大日本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而心潮澎湃。这也就不难解释，成年后的小山到了支那后，跻身坂西公馆，和日本政界要人勾结，积极为外务省提供情报和山东问题解决方案；大满洲国成立后，他更是以日本军界为依托，为殖民统治奔走卖命。
小山贞知在回忆自己在满近四十年岁月的时候，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而在我一生的回忆中，有三个至关重要的人生时期。第一，就是我的北京时代。我初来满洲时在大连码头为满铁工作。其后，大正4年日本出兵山东。我身体里年轻的血液沸腾了，随军到了济南，为驻在武官贵志大佐效力。然而就是在那里，我却发现了日本民族性可憎的一面。一是1915年日本政府为催促中国兑现对华二十一条所发出的最后通牒。身处军中的我在最前线看到了日军的真面目，就是黄河铁桥破坏计划事件①【黄河铁桥位于兰州城北的白塔山下、金城关前，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是中国近代较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日本人威胁中国政府如果不签订丧权辱国的“对华二十一条”就炸毁此桥】。虽然事后以中国政府的让步草草收尾了，但却掀起了此后中国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日浪潮。二是在华日本浪人的种种行径。在山东出现了第三革命骚动，其实是日本人背后策划的阴谋暴动，在日军防守的山东铁路两侧各二十米处安插了中日两国“民众”发起“暴动”。这所谓的山东暴动，随着袁世凯的猝死、黎元洪大总统复位等种种时局变迁，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我心怀对世态的失望之情离开了济南，赶赴心中一直向往的北京。我在北京的大总统顾问坂西中将公馆学习了关于中国的各方面知识。前后七年的北京生活，应该说是我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回忆。那时中国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军阀们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仅在北京地区争夺地盘的就有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等人(后略)[6]6-7。
小山贞知描述了自己从1910年来满初直到1917年赴北京的这段人生历程。小山并不是一个反战主义者，更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日本强硬的无理举动只会招致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显然此种做法是无法维持日本在支那大陆长远和稳固的殖民统治的。他在坂西公馆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知识，更有机会与日本军界和政界要人频繁接触。年轻的小山，在北京这个政治大漩涡中，看到了中国军阀割据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种种。如何因势利导，并积极地投身时局涡流中且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政治人的小山始终都在思索和实践着。在济南和北京的所闻所见，也导致了小山后半生转型为文人并一直为维护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寻求理论支持。
第二，是为鲁大公司工作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从德国手中攫取了中国山东地区的权益，由于中国的参战，欧洲列强不满日本独吞山东。日本决定在表面上下工夫，比如：山东煤矿开发更改为中日合资的名义、山东铁路也以日方提供贷款的名义操作、青岛码头的扩建项目虽由日本人全权负责但主权仍归还中国等。鲁大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中日合资的煤炭公司。中国的股东由当地的财阀、军阀山东商务总会长张肇诠等人担任②【小山贞知的笔误，应为“张肇铨”。张肇铨(1875-1928)，中国民族资本家。民国初期山东地方民族资本势力之一。他一方面对外国侵略势力和卖国军阀表示抗争，另一方面却又不肯和当局开展斗争，充分表现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软弱性】，日方的股东则有三井、三菱等有从事煤炭业经验的大公司等。(中略)。然而创立伊始，日方就面临着煤炭产量过剩无法处理的现状，日方在股东大会上提出限制鲁大公司产煤量，将山东煤炭主要运往上海销售，结果导致了鲁大公司的一蹶不振。我在这里看到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暴行。昭和3年我离开鲁大公司赴大连去满铁任职。却不知道，这之后很快就爆发了满洲事变③【即“九·一八”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6]8。
离开鲁大公司，作为特派员去当时蓬勃发展的满铁公司工作。小山自己曾做如下观：
第三，就是任职满洲协和会期间。我曾在济南亲眼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又在北京看到了中国军阀的混战，然后在青岛的日中合资企业内部见证了日本资本家的横征暴敛。我深刻地意识到，不管日本这个岛国多么想要寻求海外发展，中日之间想要建立军事与经济的合作关系，也绝非易事。恰在此时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的核心人物，坂垣、土肥原④【指土肥原贤二】、石原⑤【指石原莞尔】、花谷⑥【花谷正(1894-1957)，日本陆军中将，是制造柳条湖事件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核心人物之一。后担任大满洲国军事顾问】、片仓⑦【片仓衷(1898-1991)，日本陆军少将。“九·一八”事变前夕在关东军参谋部任职，参与了“九·一八”事变的密谋】等诸人都是我的旧知。于是，我纵身跃入事变的漩涡之中。其后，还与众人共同商议，创立了协和会。关东军方面的想法是：“满蒙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在满洲这片土地上建设一个独立国家。这个新国家，对于中国而言并非失地，对于日本而言也并非领土，而是满洲各族原著民的理想之乡；既从大陆方向粉碎了苏联侵略的野心，又在海上消除了欧洲诸国殖民地政策的威胁，进而促成东亚诸民族大同团结、保卫东亚安全。”我极其赞成这种想法，如今想来，就当时的情形而言，除此以外别无良策。我虽是一介平民，却打算组建一个满洲各民族大同团结的机构。我决定将这一设想提请军部。我代表一干同仁，经片仓参谋的推荐①即【前文所述的片仓衷】，面陈了这一构想向本庄司令官②【本庄繁(1876-1945)，日本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侵占东三省的关东军司令】。(中略)提案很快得到了本庄司令官的认可与采纳。(后略)[6]9-12。
在小山看来，“满洲事变”如同黎明的一束晨光照亮了他的人生，他一直以来所苦苦追寻的“民族协和”与“世界大同”即将实现。小山否认日军的武力暴行，批判中国军阀割据征战，甚至不满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方式。但是小山在1931年的这场震惊中外的事变中看到了希望，要维持日本在满洲长期稳固的统治，实现日本岛国的大陆之梦，必须也只能走文化侵略和精神统治的道路。1931年也是他正式跻身知识分子行列、弃政从文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的小山笔耕不辍，一直为大满洲国政权的合理性寻找理论支撑；并积极从事“协和会”和“新民会”的创建和指导工作，为完善这些组织并加强其作为精神统治工具的作用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四
小山贞知撰写并发表在《满评》上的稿件，以数量而言可说是相当可观的。他的创作活动与大满洲国和《满评》的14年历史休戚与共，直到停刊前夕还在坚持写作。在他发表于《满评》上的大量稿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三战争论》、《第三组织论》和《第三文化时代》三篇，后经小山本人编辑成册，由满洲评论社出版发行。
小山贞知的《第三战争论》于昭和13年(1938)末印刷发行。书中鼓吹“满洲事变”和“支那事变”③【即“九·一八”事变与卢沟桥事变】均是所谓的符合历史时代发展进程的“第三战争”，并称只有“第三战争”既符合日本“神武建国”的国体精神，又会为将来的世界建立“协和万邦体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谓的战争是由国家或政府派遣军队来完成的，国民仅需纳税来背后支援军队，不需要直接介入战争。这就是第一战争。然而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仅政府和军队需要主导战争，国民也有义务应征入伍，最终演变为了外交、经济和思想领域等多方位的立体战争。不管国民是否接纳，都被迫卷入战争并体尝战争困苦。这种国民与军队一体化，举国上下全民皆兵的战役就是第二战争。
无论是第一战争还是第二战争均以胜负画上句号。这种国家总动员的战时体制变成单纯以战胜为目的而做的准备。但政治的极致是无为而治，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战争。我所说的第三战争就是为了将来防止战争再起，实践并贯彻民族协和，进而切断战争爆发的根源。综上所述，第三战争的最大特长就是建设独立的国家，这相对第一战争和第二战争而言是“绝对战争”，因为其最终目的是建立道义国家。
相对第一战争和第二战争，第三战争具有以下几个特异性。
一、第三战争是不宣之战。第三战争的含义相当宽泛，除了局部的武力战之外，还包括经济战、外交战和思想战等，也就是说战争的状态是长久存在的。更是长期建设战。(中略)。二、第三战争的目的是建设独立同志国家。建设何等程度的国家则要取决现实状况。我们必然会在神明的佑护下建设一个文治武功、赏罚分明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新国家。三、第三战争师出有名，就是基于东方道德的正义观。四、第三战争的善后解决方案既是全局的又是照顾局部细节的，是对民族协和真理的贯彻。是将多个不同民族整合起来的真正民族协和，消灭弱势民族，并最终融合成一个优秀的民族。五、第三战争遵循的是神武圣战的精神。现在正是新政治新文明产生的前夜，必将创造出以日本民族为核心的新文明——“第三文明”[7]。
小山贞知大肆美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并幻想大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会长久地施行下去。他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人类战争是仅有军队参与的“第一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举国皆兵的“第二战争”；而所谓的“第三战争”，就是要从思想上、精神上长期地同化、消灭“弱势民族”，最终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协和”。小山认为大满洲国是一个有“神明佑护”的“道义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国家”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小山的理论体系在此后又进一步完善了下去。
我曾写过第三战争论。第三战争是从根源上消灭战争的绝对战争，也就是一面战争一面建设。而第三组织则是为第三战争所创建的金刚不坏的国家组织，可以说是一面战争一面解放的组织。第三组织对工业的不合理建设和劳动力滥用等经济分配不公等现象决不容赦。要将日本对支那满洲进行经济掠夺的想法进行彻底清算。其目的是要创建日本庶政一新，合理经营满洲国，最终建设东亚新秩序。第三文化是在世界大乘解放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关于第三文化论的文章创作势在必行，是我的职责所在。在动笔写第三文化论之前，我先要写第三组织论。
小山的第三组织的特异性，如下所述。
一、第三组织之国家是以建国精神为母体的。二、第三组织之国家必然是一面建设一面解放的。三、第三组织需致力于第三文化的创造。四、第三组织之国家从形态上虽然类似共产党的苏联或纳粹党的德国。但二者均是积极投身战争的国家组织，并企图称霸世界。前者的苏联共产党仅有30年历史，而德国纳粹党也只有10年的历史。我们的第三组织有史以来已经过两千六百年的实践考验，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八纮一宇世界观①【日本神道论和军国主义的口号。是日本编造的神武天皇下达“八纮一宇”诏书的神话。“八纮一宇”的意思是“征服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于一个屋顶之下”。意图要将全世界合并成一个大民族、成立一个大国家，由日本一国奴役，受日本天皇一人统治】。如今时机已然成熟，应将这种精神运用于现代国家组织之上。五、第三组织是通往八纮一宇的唯一道路[8]。
小山贞知将封建社会国家定义为“第一组织”，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定义为“第二组织”；然后凭空创造出既不同于共产主义又不同于纳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第三组织”。小山所定义的“第三组织”，披着新“现代国家”的外衣，却有着陈腐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内核，甚至荒谬地宣称日本民族沉淀两千余年的“民族精神”，运用于现代国家体制之上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在“八纮一宇”的“精神旗帜”下建立君主和人民以及国家精神一体化的“第三组织”。“八纮一宇”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口号，打着被歪曲的日本神道论旗帜，意图从精神上奴役和统治其他国家，将日本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共同接受天皇统治的荒诞妄想。
而小山所说的“第三组织”必然创造出的“第三文化”又将是怎样的理论构造呢。
两点连接成线，两线交叠成平面，平面交叉成立体空间。在这里如果论及文化，我认为点之文化即第一文化，面之文化即第二文化，第三文化则是空间的多方位立体文化。若以国家而论，所谓第一文化就是封建国家时代的文化，第二文化是近代国家时代产生的文化，第三文化则会伴随着世界国家时代的到来而产生。当今的世界大变革必然带来一场大的阵痛，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国家群的时代，也就是世界成为一个广域经济圈，第三文化的基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上建立起来的。满洲建国就是第三文化时代的起点[9]。
上述内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小山贞知对何谓“第三文化”根本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理论支撑。其后小山贞知又在关于“协和会”的文章中，大肆宣扬“协和会”就是“第三文化”的产物，而“第三文化”的母体则是日本文化。小山妄图将大满洲国政权以及“协和会”等殖民统治机关合理化与正当化，他的理论体系按照时间和逻辑上的先后顺序是“第三战争论、第三组织论、第三文化时代”。然而这样虚无的理论在论证的过程中愈加苍白，最终走向破灭。
小山贞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翼分子，是“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的狂热支持者。他离开政界投身商界，在经历了对日本军部和财阀的失望之后，最终选择了弃武从文。转型为文人的小山，以《满评》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鼓吹帝国主义、将日本的侵略行径正义化的反动文章。虽然《满评》的存在实际上为日本左翼文人提供了稳固的活动平台，但《满评》的性质复杂，不能单纯地对其内容和政治倾向进行区别与划分，其中也包括像小山贞知这样的反动文人叫嚣军国主义的内容。在充分肯定他为《满评》创刊以及14年间为其提供的政治与资金援助的同时，更应认清小山贞知为大满洲国的建立和统治提供理论武器、妄图对满洲地区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统治的本质。
[1][日]山本四郎編.坂西利八郎書翰·報告集[M].東京：刀水書房，1989：238.
[2][日]山本秀夫.満洲評論解題·総目次[M].東京：不二出版社，1982：3.
[3][日]田中秀雄.石原莞爾と小澤開作[M].東京：芙蓉書房出版，2008：82.
[4]孙邦，等编.大满史料丛书大满文化[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110.
[5][日]芳賀登，等.日本人物情報大系[M].東京：皓星社，2001：239.
[6][日]小山貞知.原子時代とベトナム戦争[M].東京：青林書院新社，1968.
[7][日]満洲評論社.満洲評論復刻版.第14巻第21號[M].東京：龍渓書舎，1979-1981.
[8][日]満洲評論社.満洲評論復刻版.第17巻第21號[M].東京：龍渓書舎，1979-1981.
[9][日]満洲評論社.満洲評論復刻版.第19巻第19號[M].東京：龍渓書舎，1979-1981.